3月20日下午，深圳市疾控中心艾滋病防制科的一间办公室里响起一个男人的痛哭声，刚刚从复查中获悉自己感染了HIV病毒的男同性恋者小谊被彻底击垮了。他无力地抱住陪同的志愿者卡其埋头大哭起来。20多分钟后，小谊的情绪才稍稍平稳一点，可以抬起头来开始接受医生的劝慰和指导。

    “我前胸的衬衣被小谊的泪水染湿了一大片，渗到了我的皮肤，这丝毫没有夸张，这时他最需要支持，把我当成了惟一的依靠。”同伴教育志愿者卡其说，小谊是自己同性恋圈子里的好兄弟，是与他认识了4年的朋友，都是不被社会主流所接纳和包容的一类人。

    在这次例行对33位男同性恋者的免费自愿咨询检测中，发现3人HIV检测结果呈阳性，感染检出率近10%。相关结果显示，由于男同性恋之间不安全性行为现象比较普遍，这一人群的HIV感染率居高不下，仅次于吸毒人群，成为感染率最高的人群之一。

    在已发现感染或发病的男同性恋艾滋患者中，像小谊这样有机会能被同伴接纳和抚慰的人并不多。小谊说：“我很幸运，卡其是同伴教育的志愿者，他能够以科学平和的态度来开导我，让我有了重新生活的力量。”

    1.同伴教育现状——艰难的推进

    “当小谊靠着我痛哭时，我为他感到悲愤，埋怨命运的不公，可更多的是一份沉重，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避免更多这样的悲剧发生，这就是我加入到同伴教育的队伍并坚持下来的原因。”志愿者卡其说，比起医护人员来说，因为彼此都是同性恋，所以交流比较容易，没有什么敌对和防备。谈话往往从彼此的生活开始，然后话题会逐渐转到性生活方面，是否使用安全套？如果不用，有什么原因？不用的危险性在哪里？就这样慢慢让对方开始接受安全性行为的知识观念。

    卡其，同性恋者，深圳CDC艾滋病高危行为干预小组的协调人，同伴教育的力行者，和他一起经常致力于这项义务工作的“同志”有50多名。3年多来，在工作之余，这些志愿者们几乎每周都会策划两次以上的防艾宣传活动，在男同性恋们聚集的酒吧、公园、桑拿等场所及户外，进行主题情景剧、小品等各类生动感人的表演，发放安全套和防艾资料。他们真诚努力的现身说法渐渐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信任。这个小组得到了卫生主管部门的支持，深圳市疾控中心是他们坚强的技术后盾。

    据了解，因深圳人口流动性大，MSM（男性接触者）人群在这里的活跃程度也居于全省首位，有关方面估计全市男同性恋者至少达14万人，艾滋病感染率达1％－3％，仅次于吸毒人群。超过1％意味着已很难得到有效控制。同性恋人群游离于主流人群之外被孤立被边缘化，这些缺乏认同的人群更易“抱团”，发生“一夜情”等不安全性行为，导致更高的HIV感染几率。

    疾控专家表示，国际国内的防艾经验已证明同伴教育的效果非常好，可有效降低同性恋者的HIV感染率，有助于抵御艾滋病毒从同性恋人群向普通人群蔓延，从而造福整个人群。然而由于社会的歧视误解、各部门的偏见冷漠、资源的捉襟见肘等因素，令同伴教育的推广进展比较艰难。

    2.同伴志愿者——易遭到圈内人和圈外人误解

    “累不怕，穷不怕，就怕误解和糟蹋。”这是志愿者们共同面临的苦闷。

    卡其说：“做同伴教育吃力不讨好，容易遭到圈内人和圈外人的误解，真的很累。”“我是五星级义工，组织一两百人的活动都不觉得累，现在做同性恋义工压力却很大。因为歧视，对外界我们做好事也不能张扬，担心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会曝光。还有来自圈子内的压力，常常有同伴质疑我们：你们这么卖力吆喝是不是拿了政府什么好处啦？”

    同性恋者被边缘化的命运，使他们只能选择属于自己的聚集地活动。因此志愿者在组织活动的时候，也必须选择这些场所。某酒吧经营者于总说，他的酒吧是深圳最经常开展同伴教育活动的场所，希望能帮圈里的朋友走上正确的自我保护之路。“但我还是有顾虑，抛头露面多了，难免会被枪打出头鸟。一些执法部门不能接受我们，同性恋酒吧被查封的事并不少见啊。”他表示政府官员们应该率先正视和包容同性恋现象。

    毫无疑问，50名志愿者相对14万同性恋者来说，真是杯水车薪。然而，疾控专家指出，数量少并不是最大的问题，最难解决的是众人的歧视，大众的歧视和排斥令同伴教育模式难以快速推广。歧视会导致恶性循环，使同性恋群体生活空间剧减，生活压抑，把性的发泄看得更重，性乱又会导致艾滋病高发，随后又加剧社会对他们的歧视。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普通人群自己。

    可欣慰的是，卫生部门率先对志愿者的行动给予了最坚定的支持。市疾控中心艾滋病防制科冯铁建主任表示，他们坚持下来太不容易了，虽然几年来只有那么数十人的固定队伍，但起到了很关键的场所示范效应。

    也因为这份难得的信赖，在圈内颇有号召力的“南华同行会”组织总召集人叮咚说：“我们把同伴教育当作一辈子的事，这份事业没有分文可得，甚至经常需要自掏腰包，但我们仍然乐在其中，这种快乐再多钱也买不到。”

    3疾控部门——希望更多人来与“同伴”同行

    “谁知道艾滋病的传染途径有哪些？答对了有奖品啊！”3月的一个夜晚，福田区的一家酒吧热闹非凡，吧场内坐满了男“同志”，他们聚在一起，除了与朋友闲聊畅饮之外，也正在参与现场的防艾活动。每张吧桌上放了三件“法宝”——安全套、疾控部门的名片、防艾小手册。叮咚、卡其、洋洋、可乐等志愿者们都在忙乎着。而此时，疾控中心的冯铁建、蔡文德等医生静坐一旁，随时准备为在场的同性恋朋友充当义务“教员”。

    据介绍，安全套可以供他们使用，防艾手册传达知识，而疾控中心的名片上则标注了咨询电话和具体地址，为他们提供HIV的免费咨询检测服务。

    “这是深圳针对同性恋人群开展预防艾滋病的重要阵地，也是非常宝贵的阵地，具有示范的意义。”冯铁建医生介绍说，刚开始医护人员介入这个圈子时，根本无法接近他们，工作很难推进，直到有了这数十个志愿者以后，坚冰就被打破了。他解释道，这个工作并不是要鼓励同性恋，而是着力通过有政府部门支持的服务和关注，减少负面影响，促进公共安全。

    蔡文德医生说：“同伴教育，就像滚雪球，面对艾滋病，你告诉我该怎么办，我也成为了潜在的志愿者，我可能会告诉我周围的人在和同性恋人相处时该怎么保护自己。”

    人们应该消除歧视，对同伴教育给予更多支持，做“同伴的同伴”，虽然你可能不是同伴教育者，但你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力来支持这个计划，让这个“雪球越滚越大”。

    名词解释

    同伴教育

    同性恋人群中的志愿者对同性恋者进行关于如何防治艾滋病的宣传和教育，安慰和关爱同性恋艾滋患者，让他们树立生活的信心，给予他们重新生活的力量。

    对话实录

    对话人：同性恋酒吧主持人、志愿者洋洋

    “曝光后，老板要炒我鱿鱼”

    ■本报记者向微

    面对随时可能曝光的危险，面对来自同伴的指责和误解，同伴教育志愿者们经常处于尴尬中。阳光开朗的洋洋是某同性恋酒吧的主持人，很受欢迎。在年初一次同伴教育活动中，某媒体采访了他，并将他的画面播出，之后他经受了一场曝光后的混乱与考验。

    不要随意贴上“HIV”标签

    记者：你们这个圈的人好像都知道这场“出名”风波，是有意炒作还是一个偶然事件呢？

    洋洋：绝不是炒作，当时我觉得好无辜。那天我们在场所做节目宣传防艾知识，现场有几家媒体参与了。第二天电视台报道了，我一看傻眼了，电视上的不是我吗？采访时记者答应我会打马赛克，但播出时脸部未做任何处理。朋友们一个个打电话问，有的用嘲讽的口气说道‘洋洋，你上电视了，成名人了。’还有些人以为我与媒体串通在作秀。我拼命解释，不知该怎样证明自己的‘清白’。”

    记者：如果只是几声指责和怀疑，其实你大可一笑了之啊。

    洋洋：是啊，可真正的麻烦还在后头。第二天节目重播了，知道的人更多了，上午去酒吧上班，里面好几个记者，都拉着我要我配合采访。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如果我真成为这种“名人”，希望媒体能正面客观地报道GAY的状况，我们的心理就是“怕”，请不要把我们归于“脏、乱”的人群，也不要随意贴上“HIV”的标签。

    让我们光明正大做好事

    记者：酒吧老板会不会介意这件事？

    洋洋：当然介意了，他也没遇到过这种事件啊。当晚老板大发雷霆责备我不该曝光，说会影响酒吧生意，让我月底就走人。我百口莫辩，只好向疾控中心求助，冯医生他们亲自找到老板，反复解释很久，说我们是做好事，不会影响酒吧的正常经营，老板这才消了气，我才保住饭碗。”

    记者：这个风波算是平息了，志愿者的工作是半公开的，难免遭遇再次意外曝光的风险，你还会继续做吗？

    洋洋：当然会，每次活动后大家热烈的掌声让我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不像以前总沉湎于两三个人的小圈子。而且一味躲避也不是办法，最重要的是社会应该快点接纳我们，让我们也可以站在蓝天下，光明正大做好事。

    人物故事

    小凡，HIV病毒感染者，同伴教育的受益者，他说希望自己死后留给世界的一句话是——

    “我来过，我很乖”

    ■本报记者向微

    “你好，我是小凡。”从电话那端输送来的声音感觉，这应该是个善良而有点伤感的男孩子。

    小凡今年才25岁，来深圳5年多了。在远离老家妈妈和姐姐的深圳，他一直过着低调而快乐的“同志”生活，和男朋友打工挣钱，相亲相爱与世无争。直到去年4月，这种流水一般安静的日子被打断了。那天，他的年度体检报告出来了，上面赫然显示HIV检测结果呈阳性。不知在何时何地，他染上了艾滋病。

    “其实我不像有些人把这个病看得那么恐慌，觉得它不过像癌症一样罢了，真正摧垮我的是后来爱人的离去。”小凡说。当天回去，小凡就把结果告诉了男友，并跪下来对他说“对不起”。让他欣慰的是，男友并没有弹开或指责，而是走上来抱住他，说愿意一起共进退。”第二天，男友也去做了筛查，幸运的是没有感染HIV病毒。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男友对小凡照顾得无微不至。一次小凡的腿扭伤了，男友天天背着他上下楼，煲汤烧菜做饭。6个多月过去了，内心饱受煎熬的男友提出分手，他担心这样充满变数与压力的生活持续下去，会连累家人。

    小凡闻此讯如同山崩地裂。在经过几番痛苦的谈话后，男友还是离开了小凡的生活。“那阵子我觉得全世界都抛弃了我，活着同死去已无分别。”小凡开始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刚开始，我对他充满怨恨，可现在，我不这样想了，如果那6个月没有他细心的照顾，我的身体状况肯定没有现在这么好。我对他充满了感激。”小凡说，男友离开前嘘寒问暖的点点滴滴，成为他内心最温馨的记忆。

    今天的小凡已经踏出与男友刚分手时的最低谷状态，找到了一份比较满意的工作。“可以说，是同伴教育帮助我走了出来。”去年1月，经一个好朋友介绍，身心饱受打击的小凡认识了同伴教育志愿者卡其。面对卡其的理解和安慰，小凡慢慢找回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

    “好长一段时间，我每天都给卡其打电话，只是听到他的声音都会让我感到温暖和安全。”在卡其的鼓励下，小凡开始进入同伴教育这个圈子，一有时间也会帮忙做些外展工作，比如给男“同志”发放安全套、防艾宣传册等，尽自己的力来帮助其他人。“志愿者的工作对我来说很重要，让我感觉到自己对社会是有价值的人。”

    “我来过，我很乖”。小凡说这句话是网友送给一位死于白血病的6岁女孩的留言，为之感动。“我没害过人，也不想害人，不管我能活多久，一年、两年或是三年，我都会活得问心无愧，活得更有意义一些。”

    “我希望在我死后，留给这个世界的一句话是：我来过，我很乖。”

    市民热评

    小涂：政府只要转个弯，讲科学，设立反性取向歧视的法律法规，事情就会好转。我们呼吁媒体从业者先要提高对同性恋的认识，用正视的眼光而非另类歧视的眼光来关注这个群体，关注他们的合法权益、生存状况，鼓励他们参与到社会事务中来。

    如风：同伴教育的效果很好，比医务人员的效率应该要高得多吧。

    金伟：如果有关部门一味对同性恋场所和人群进行排斥和打压，就会逼迫这些人的行为越来越地下化，更隐蔽更不安全，导致更严重的HIV病毒传播，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不利于这个人群与大众人际关系的协调，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大众。与其这样，不如为这个人群提供关爱和支持，既能有效地进行疾病控制，又调整了社会关系，促进了社会和谐。

    小玮：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圈子就是GAY，他们绝大多数是守法公民，偏女性化，平时并不想多事，行事比较低调。其实社会应该多一些宽容。只要他们遵纪守法，有关部门就不应歧视甚至干涉其生活。

    记者手记

    支持同伴支持你自己

    世界各国的调查都印证了一个结果：2％~5％的成年男性喜欢同性，主流科学界已没有争议，同性恋是一种先天现象。同性恋既然客观存在，人们就不应冷嘲热讽和歧视，应想办法减少伤害与歧视。

    采访中，不论同性恋者洋洋、卡其，还是可乐、叮当，每个人表达得最恳切的是：请全社会正视和关怀同性恋群体，不要有猎奇或偏见的眼光。不要再给他们贴上“脏、乱、差”的标签。与其他地区的同性恋人群一样，深圳的男同性恋群体中，普遍存在着紧张、困惑、彷徨与无助的感觉，而且对自身健康的关注和保护意识比较薄弱，导致艾滋病毒的高速传播。面对无声无息曼延的病毒，任何人都无法超然局外。请支持同伴，消除歧视，支持你自己。（向微）